解读无锡“四千四万”精神标识（下）

时间: 2024-07-25 21:47:54 |   作者: 3拉链头

  在2018年1月25日举行的政协江苏省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省委书记娄勤俭提出，要引导企业家大力弘扬适应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万炼”，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万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

  发轫于无锡的“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江苏企业家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善于经营、不畏艰险的精神。

  面对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要大力弘扬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从“四千四万”精神到新“四千四万”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赓续传统，又有着厚重的时代内涵，是江苏经济走向高水平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上世纪，被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而无锡依靠四千四万精神，在这一创造中起到了探路者和先行者的作用。

  今日头条记者曾这样来界定四千四万，地域：江浙。时间：改革开放初。评论：可以说，“四千四万”精神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困境、渡过难关、变无数不可能为可能的动力之本。

  今天，我们已摆脱了过去的窘况，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各种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千四万”精神还能发挥作用吗？我们还需要“四千四万”精神吗？回答是肯定的。

  这段话由对企业素有研究的孙建南同志转来，并说记者对诞生地域、时代意义的立论正确，但将时间界定为改革开放初有误。笔者深以为然，因为“四千四万”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创立而产生的，对无锡乃至苏南乡镇企业的先行地区来说，其诞生的时间要早得很多，改革开放后“四千四万”的精神得以公开肯定，显现绽放在异军突起的征途上。_

  在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有座镌刻“四千四万”精神图腾的琉璃彩雕，彩雕的四个扇面再现了当年无锡乡镇企业“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历史场景，其蕴含的故事则贯穿于乡镇企业起步至转型的历史全程。

  前面第一、二篇侧重说了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本篇重点讲异军突起中说尽千言万语的故事，并解读有关精神标识。拟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来说说发生在当年无锡县的往事。

  01无锡县乡镇企业于1956年春雷造船厂发轫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下马和文革初期严重下跌两次大的波折，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后又重新起步，在文革动乱中悄然发展，使异军崛起于1980年代。

  1966年开始的，造成了城市工业的停工停产。生产停顿了，消费却无法取消，城市工人有“大锅饭”吃，人多地少的无锡农民想吃饭，非要动脑筋搞生产不可。无锡县委在“抓革命、促生产”过程中，悄悄支持乡村抓住市场需求恢复工业。1970年后，无锡县在全国率先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响亮口号，及时启用县内原来从事工业的领导干部，大批启用下放干部职员、回乡知识青年和能工巧匠，把社队建立农机修造网、发展农业机械和支农工业的北方会议精神，演绎成一场兴办社队工业的好戏。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锡县围绕社队工业（1984年后称乡镇企业）发展的“四千四万”应运而生。时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曹柏楠同志曾回忆了无锡县从1970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起，在全力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动员县直部门和各行各业大力扶持社队工业的发展的情景，回忆了参加担当采购计划外钢材、煤炭、机电设施等重任的县物资局有关会议的情景。

  他说：1973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县物资局召开供销后勤工作会议，分管财贸工作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丁福文同志带我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局长吴志勤同志主持，副局长孙耀根同志作工作报告。就是在这报告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四千四万”精神的提法。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当时做供销采购工作的艰辛与不易。他把一年中几十名供销员走南闯北，东奔西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称之为“跑遍千山万水”；把供销员每到一处，既要找当权者又要找经办人，一次不成就二次、三次连续找，人不在单位就到家里找，不在家里就守在门口、饿着肚子等着找，物资搞到了又得找掌握车、船运输工具的实权人，解决一个车皮不知要走多少次等艰难情景，称之为“走进千家万户”和“说尽千言万语”；把当时出差乘车难、食宿难，经常乘车无座位，吃饭饱一顿、饿一顿，住宿睡浴室甚至在车站码头打个盹，称之为“历尽千辛万苦”。他说正是发扬了这“四千四万”不畏艰难、不怕辛劳、不厌其烦的精神，才完成了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当时听了“四千四万”这个提法觉得很新鲜，对他们的工作也十分感动。当晚，丁福文同志与我一起参加了他们的聚餐，预祝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笔者注：标红处的表述或许是无锡县“四千四万”最早版本之一）。

  就在县物资局开会赞扬那种精神的时候，江浙一带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顶住左的政治压力，已偷偷地冒了出来，一批乡村干部抓住城市工业停产闹革命的市场缺口，说尽千言万语整合资源办厂，千方百计为农民谋收入。

  例如，1975年春节期间，杨市国庆大队书记蔡正兴召开回乡工人座谈会，他满怀期待地介绍了家乡脱贫求富办厂的设想，让返乡探亲的工人想办法致富乡里。一番激情话语打动了在天津拉链厂当钳工的老乡，他提供了天津厂里有多余的边角拉链的信息，蔡正兴感到配制整理拉链很适合农民加工，于是与团支书一起跑到天津，说尽好话求助工厂领导，觅来待处理拉链，在村里蚕室中建起了小工厂。

  先是叫上近10个妇女，用一把剪刀，一把小榔头，整理加工拉链，安装拉链头，再销售给无锡的服装厂。后来有了点钱就购进机器，又请来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作了四、五年的技术指导，使村拉链厂打开了局面，并触发了全乡多个拉链厂的发展，吸纳了一批务工社员，增加了农民收入。

  又如，查桥谈村大队当时是出名的“难村”，因为穷，有个村素称“和尚村”，有“18条半扁担”，其中13人找不到对象。大队书记李志芳深知种双三制农本极高,死种田不会有出路，改变贫困要务工。

  1975年开始在原有小木模的基础上，搞起了混凝土试模磨的机械产品，当时被人称为“头脑热胀，老本赔账”，他苦口婆心作动员，把全村能人聚集起来，带着供销员登门拜访，找关系拉客户，队办工业发展加快，1976年产值达80万元，利润超30万元左右。队办厂从原来的8人增到58人，农民分配收入从1965年的72元到1975年172元，收入水平翻了一番多，外村姑娘也愿意嫁进来了。

  就在那个时期，无锡县社队企业干部职员像县物资供销那样，依靠“四千四万”，说尽千言万语，依托与上海、无锡等城市工厂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充分的发挥能动性和灵活性，以其“小”（批量小）、“杂”（品种规格多）、“急”（生产或生活急需）、“非”（非定型设备）、“新”（新产品）、“缺”（缺门）六个方面弥补了国家计划产品之不足，打开了创业起步阶段的生存空间。

  当时,石塘湾的镙丝攻、坊前的制钉机、荡口的拉丝机、华庄的冷作件、查桥的电动葫芦和铲车、洛社的柴油机配件、前洲西塘的色织机、东亭群联的马口铁、玉祁民主的纺配件等，都已在市场上比较出名了。

  无锡县于1973年成为全国第一个超亿元的县，全县社队工业产值达10008万元，标志从第一个“种树者”到形成“一方树林”。1977年工业又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由此历史性的蜕变，率先迈向了工业社会。这是文革动乱结束后的第二年，无锡县农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劳动成果，排除“左”的干扰，实现“借机发展”，揭开了浩瀚森林式的“乡镇企业王国”的面纱，这无疑是中国农村工业史上的“又一声春雷”。

  历史将记住敢为人先的这些草根创业者，也将铭记为创业者导航撑腰鼓劲的当局领导者！

  02改革开放以后，无锡县乡镇企业放开手脚发展，“四千四万”精神也逐步得到公开认可。面对优胜劣汏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乡镇企业一批敢于创新的能人纷纷走上舞台。但因为是出身农门的“异军”，社会上往往另眼相看，企业内在条件又先天不足，要创业成事难度极大。

  这就亟需经营者善思能辨，会推介自己，能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服对方，并用说到做到的真功夫来获取市场信誉。因此，说尽千言万语，既是创业成事之必备，也是乡企人个性特色的韧劲使然。这里，讲几个小故事。

  乡博馆彩琉璃彩雕的第三个扇面，再现了一个乡企厂长恳请国有大厂技术总工程技术上的支持的情景。

  人物原型是隆达公司的浦益龙，1993年7月，厚桥镇党委决定由他负责筹建一家新的镇办企业。当时，他32岁，是镇建筑公司副经理兼第八工程队队长。

  为了铜管厂有着先进而适用的生产设备，他带着图纸直飞西安，恳求西安压延设备厂按图施工。由于技术方面的要求高，批量又不大，一进办公室就遭到拒绝。不达目的不罢休，他连续3天守候在总工程师的办公室，说尽了好话，再三恳求他们帮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感动了总工程师，终于接下了图纸，签了订单。

  有了设备，没有技术人才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难题。他通过熟人介绍，登门求贤，从上海一家国有大企业中，偷偷聘用“星期日工程师”。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1月5日，隆达铜管厂投产一次成功！当第一批铜管产品产出时，浦益龙就像自己的孩子出生一样高兴。

  乡镇企业产品从内销走向外贸，让小皮件实现出口创汇，现在来看十分平常，但对时任钱桥皮件厂厂长的杨祥娣来说是一难关。

  1979年，工厂靠3000元钱、30多位泥腿子、10多台缝纫机，在40平方米的陋室内起步，生产的是猪皮票夹，靠摆地摊、赶庙会、背包裹推销产品。

  1980年初，皮件厂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省外贸皮件制品会议，了解到省里8家皮件制品厂都生产猪皮出口产品，杨祥娣心想同样生产猪皮产品，肯定“挤”不过“老外贸”，而要是生产羊皮的品种，恐怕外商会更喜欢，工厂也就成了江苏第一家。于是她大胆向省外贸提出了生产羊皮票夹出口的要求，尽管生产羊皮票夹的困难更大，但杨祥娣满腔诚意推介产品，感动了外贸单位和外商，接到了第一张单子。

  她一枝多花搞开发，一丝不苟抓质量，当年的产值就达到43万元，以后成为了国内真皮票夹出口企业中的佼佼者。

  “一颗红豆，三代情缘”。红豆集团老董事长周耀庭曾用承续父辈梦想，灵光闪现，千呼万唤“红豆”出的话语，勾画了他如何为红豆发力。其中，发动全厂职工为产品起名，夜半梦见附近古老的红豆树，醒来由王维的诗想到红豆为名，又千方百计为红豆向国家商标局报上户口，用高薪聘请上海退休工程师，于1987年把在河海大学当讲师的周海江叫回来，父子同心塑造最美民族品牌的情节，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为了扩大红豆知名度，周海江改变传统的产品宣传方式，于1990 年提出要到中央台投资160 万元做广告，此议一出，争议极大。当时大家对广告、品牌等概念还十分懵懂，160 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它相当于工厂当时全年的利润，许多人说这可以买多少设备，造多少厂房呵！好在父亲周耀庭表态：“我赞成！”

  一锤定音，红豆成为中国服装业第一个在央视做广告的企业。广告一经播放，立刻在全国观众中产生反响，红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而红豆走红的最灵光的出彩时刻在于的赞扬：“红豆的名字起得好！”1995 年5月，时任中央的在上海召开江浙沪企业家座谈会，在听取周海江企业情况汇报后，捧着他送上的一颗红豆，当场吟诵起王维的红豆诗，还连声称赞说，“红豆名字好，很罗曼蒂克。“这一精彩瞬间称得上厚积薄发，其背后刻录着红豆人对品牌的执着追求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默默支持。

  无锡县乡企受荣氏、唐氏等近代锡商潜在影响颇深，荣德生、荣毅仁父子把“戒欺”作为做人为商的信条，1988年荣毅仁请重新题写戒欺室 ，更是激励创业者诚信经营，既要说得好，更要干得好。

  锡山三建前身是张泾建筑公司，1994年钱云皋任经理后就把“敬业诚信、以民为主”作为经营方针，开始其诚信戒欺打造精品之路。在他看来，千言万语诚为本，一丝不苟雕琢好自己的产品，是对客户的一份最好“交代”。

  正因为说到做到，建筑质量好，超过了甲方预期，澳资企业达强（无锡）塑胶公司曾专门送上了“干的比说的好”的锦旗。金杯银杯不如用户口碑。以“做一个有信用的工匠、建一个有信誉的公司和有贡献的法人企业”为信念，至今三建获得的国家级和省市级优质工程奖已达380多项。公司已成为国家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壹级企业，其建筑工程及速捷架产品拥有很高美誉度。公司董事长钱云皋荣获2018年江苏最美人物、十佳诚信标兵称号，被誉为匠心独运的最美诚信之星。

  例如，双象对标大象学赶之。1985年，“无锡县橡塑机械厂”厂长唐炳泉和工程师吴融明，到同行老大大连橡塑机械厂。看到厂内有一大象雕塑，他很感兴趣，认为大象商标，壮实稳健、寓意吉祥，就对吴工说：“有朝一日，我们厂一定要用双象注册一个商标，他们是一只象，我们用两只象。我们同大连橡机厂，一南一北，与之抗衡，又遥相呼应”。为实现竞合目标，唐炳泉把每周六下午作为学习日，动员全厂职工对标大象找差距，严格执行全面质量管理，当众报废自毁本可以出厂的次等品。1987年，双象商标问世，形成与国企大象比肩前行的格局。

  又如，1988年时任华庄太湖钢窗厂厂长的何子裕，得悉由国家领导人决策北京友谊宾馆北工字楼改造的信息后，他三上北京投标，不畏强手参与竞争，为了向工程负责人说清楚本厂性能优势，在寒夜拖着39度高烧的病体，守候其门外达5个小时，直至躺倒在电杆堆上……，最终，太湖厂在15家企业中胜出。

  再如，1990年时任东亭装潢机械厂厂长的吴仁山，叩开上海建工集团下属分公司老总办公室的门，从一声“对不起”，到毛遂自荐推介刚起步的吊蓝产品，“我用我的党性担保我们的产品质量”。用老乡的淳朴软磨硬泡，使这位老总大感意外而决定试用产品，发展到后来，竟成就了申锡紧密联营的佳线年海外胜诉后接受央视采访

  这些发生在异军突起中的真实故事，既为锡商在社会上商圈内赢得口碑，也充分反映了无锡干部群众和农民企业家为改变命运，说尽千言万语而初心不变，为开拓市场，始终锲而不舍而练就真功。

  有人问，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为啥说尽千言万语也作为“四千四万”精神之一，而不是千方百计（或千策万计）？上述故事或许会表明，想尽千策万计可泛指各种事业的成功者，而说尽千言万语，却正是对“异军”个性化的一种生动诠释！2 行者无疆 关山重重敢飞渡

  本篇，作为收尾，讲历尽千难万险的故事，并略说“四千四万”的精神内涵与当下去脉。

  那时无锡与另外的地方一样城市和农村是封闭的二元结构，农村人口迅速增加，又以粮为纲，种粮推行“双三制”，农本激增，导致农民收入水平连年降低，苦不堪言，为突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悄悄地顶着各种压力办工厂。“社会主义农村为何这么穷？”前洲西塘村“阿长”唐涌祥悟出的结论是，“人多田少，光搞农业不行，只有办工厂才有出路，即使‘阳奉阴违’也要干。”

  文革中，安镇的张忠 “有策略的顶风作案”，西塘的唐涌祥“暗度陈仓”办工厂，便是冒着政治风险历尽千难万险的最好佐证。

  1965年，从机关下放数年的张忠和4位至友，在安镇大队办起了第一家农民染纸作坊，生产青、红、黄、绿等五彩缤纷的染色纸。1968年，他们花了500元钱，购置了几把电烙铁和塑模原料，在染纸作坊的基础上，创办了“无锡县安镇综合厂”。主要是烫塑料袋、印塑料袋，回收废旧塑料来生产塑料盆、塑料盒。每年向大队上交2万元左右的利润。按道理来讲这是件大好事，但是那时“”大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其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得不避人耳目，像解放前的地下党似的。张忠回忆说，因收购废旧塑料，我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三天两头、大会小会的作检查、挂牌、批斗。那块胸前挂的批斗牌用一条细铅丝套在我脖子上，下面连着2个称砣，叫我低头认罪，后颈常常勒出血印子来。但是，“你批你的，我的！”只要那天没有挨批的作业，我就偷偷干自己的事。

  改革开放后张忠这股韧劲更足，1982年底攀上高亲，为无锡小天鹅洗衣机厂配套冲压件，并由此诞生了“无锡县洗衣机配件厂” 。

  1976 年，南方水稻现场会议与会代表要到西塘大队参观，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要来。公社要求西塘搞3项工程：机械化喷灌站、机械化养猪场和机械化养蚕场，花钱都得掏大队的工业积累款。阿长人虽粗，但也有老谋深算的一面：这种“政治工程”干起来劳民伤财，硬顶着不干不行，只得“暗度陈仓”了。于是明修机械化喷灌站、机械化养猪场等，暗里将电力和用地用作新建工厂所需。为移花接木造工厂的事，阿长被公社主要领导整整训了两个小时，他自始至终一声不响。后来总算在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石干城的劝说下，双方形成妥协，厂房既然盖了就不拆了，但那3项工程也要落实好。于是，喷灌站安装了2台60千瓦的马达，管道也铺设好了。有人来参观就喷一下，人走了电就闸到工厂去。由于村办厂办得早，发展得好，西塘村成为了江苏第一个亿元村。

  文革结束后，乡镇企业面临的政治压力大大缓解，但社会偏见依然严重，办厂生产与市场风险不可避免。当年的无锡县锅炉厂打破不让生产锅炉的禁区和雪浪初轧厂紧急处理停电事故的往事，让人体味乡企生存创业另样之不易。

  197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劳动部干部刘福仁等2位同志撰写的《社办企业不能生产锅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直接影响到乡办锅炉企业的生存。这一方面是对出身寒门的乡镇企业社会上还是大有偏见，不遭人待见，另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不了解乡办锅炉厂已经有10多年生产的基础。对此，首当其冲的无锡县锅炉人没有慌乱，而是静下心向各级领导客观地反映生产、质量与市场情况，沉下心来抓好质量管理。当上级调查组来考察时，竟不相信眼前的锅炉厂是乡镇企业。刘福仁诚恳地说，“听了你们的介绍，看了工厂现场，乡镇企业的实力不可低估，通过对无锡县锅炉厂的调查，我放弃‘社办企业不能生产锅炉’的观点。” 江苏太湖锅炉（洛社）董事长陆道君回忆此事后说，当年的无锡县创业者们，用自己的客观诉求和辛勤劳动，不但为乡镇企业赢得了在锅炉制造业中的地位，而且着力正了名。

  1987年3月，雪浪的浦惠林东拼西凑了20万元资金，抱着“办好初轧厂、振兴雪浪乡”的坚定信念，和一帮农民兄弟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开始了无锡市雪浪钢铁公司的艰苦创业征程。他曾回忆了在创办初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不平凡的日子，他与工人们一身泥、一身汗，不分昼夜地赶工程进度，于1988年2月顺利投产。

  投产后一段惊心动魄的应急处置，更让他永远难忘：1989年9月7日清晨6时，华东电网突然停电，车间的的加热炉同时断水，炉毁机亡的恶性事故随时有可能发生。此时，面对有史以来从未经历的巨大风险，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职工们在第一时间拖来电缆，翻出围墙赶到临近电厂接通即将关闸的电源。仅用了6分钟，加热炉保住了，经济损失挽回了。我再次深深地感动了。紧接着，我们立刻全身心地组织和安排抢修。加热炉正常抢修需要15天。而15天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厂子来说，会产生多大的损失啊。我亲临一线，马上成立抢修班子，安排供应处24小时内把抢修材料从上海运至厂里，生产处和技术处的将士们，穿着石棉防护服轮流钻进灼人的炉膛内抢修。4天，仅仅才4天，所有抢修任务全部结束。

  02 “四千四万”，是对当年乡镇企业艰苦创业的一种形象概括和高度凝练。从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来看，说到底是农民穷则思变、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为乡镇企业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束缚，改变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两元结构，变无数不可能为可能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1987年，同志曾讲：“农村改革中，我们绝对没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从绝对没预料到、最大收获、突然冒出、异军突起等词语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他老人家对乡镇企业的高度肯定和褒奖，肯定它率先突破传统体制束缚，创造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

  那些年中，全县社队工业就是在非议声中前进。面对非议之声，一大批老干部撑了我们的腰，鼓了我们的气，才使我们任凭刮什么风，都能撑住局面打天下。记得有一次在华庄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收听全省电话会议，当时省革委会军代表吴大胜在电话会上讲“社队企业要停下来，农民办社队工业，是荒了自己的田，挖了城市大工业的墙脚。” “社队工业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农村藏污纳垢的场所，是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温床”。我们怕把大家思想搞乱，电话会议一结束，我未讲一句话就宣布散会。事后，我一再强调要抓好社队工业，一定要抓好农业高产，只有这样才可以堵住那些人的嘴。

  此处无声胜有声，可见领导干部另一种说尽千言万语的线年王敏生同志陪同湖南代表团参观梅村农机厂

  改革开放后，无锡县委因势利导地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全方面实施农副工综合发展的方针，1982年秋季全面推开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加快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加速发展乡镇企业。据统计，1983年和1984年两年中，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10万余人。蔚然壮观的劳动力转移，使县乡的同志开始思考乡镇企业如何借鉴农业联产承包，改革吃“大锅饭”等固有弊端，解放思想，启用能人，以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

  1983年的堰桥乡，率先把“包”字引入了乡镇企业，全面实施“一包三改”，成为了无锡农民的改革创举。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封封“人民来信”指责“破坏干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培养资本家”、“堰桥成了大庄园又出大地主”。一时间，各种风言冷语袭来，压得乡党委领导喘不过气来。无锡县委书记温赶来连夜在公社开会，明确说“县委支持你们的改革”。这样，堰桥党委全体成员才放开了胆子。

  习说：“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年无锡县委支持乡村办企业的初心，就是改变贫困奔小康，农民要不比城里人生活差。到改革开放后无锡县委支持乡镇企业改革发展，使命就是要让农民群众尽快过上小康社会生活。放眼看去，江浙一带乃至全国的乡镇企业其经历与无锡相类似，萌芽后天生地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但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启动中国经济的第一股力量，成为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而且成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和农民致富的重要依托。

  原锡山市委副书记毛海圻曾这样总结：它来源于群众实践，随乡镇企业而应运而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早期的社队企业不属“猪”而属“鸡”，资金靠自筹，原料靠自找，产品靠自销。应当说，“四千四万”精神与解放思想共生，是异军突起独具魅力的精神标识，也是促进乡镇企业崛起的强大驱动。

  到20世纪末，中国乡镇企业已达2000多万个，吸纳了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用全国5%的信贷资金，创造了30%左右的GDP和近一半的工业增加值。乡镇企业依靠“四千四万”精神，带动和促进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对广大城镇和乡村居民的充分就业和广泛创业，对本世纪民营经济的空前繁荣等均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留下了一笔世界关注的属于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限于篇幅，本系列所讲到人物故事仅是其中的凤毛麟角，未能更多呈达精彩。无锡天龙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解英，曾在东亭乡办企业工作多年，后下海创业，曾创作了一首藏头创业小诗，形象披露了广大乡企创业者的奋斗路径与心声。一纸调令改命运，两行清泪犹留痕。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之际，江苏省委将“四千四万”精神列为江苏五种革命精神之一。这表明乡镇企业历史功绩和创业奋斗精神在江苏具有独特的地位，其革命精神是行者无疆斩关夺隘勇创新业的动力之源，在新时代绽放着异彩！

  据江苏统计，现有的民营骨干企业八成脱胎于乡镇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新时代无锡的非公有制企业延续和发扬“四千四万”精神，上演着最新版的“四千四万”：即，千山万水走得更远，千辛万苦责任更重，千言万语交流更多，千难万险商战更烈。

  红豆集团在周海江的带领下，于柬埔寨主导建设西港特区。西港特区从莽原荒滩起步，既已成为柬埔寨当地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国际化工业园区，至2019年底，已引入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174家，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对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一带一路”上的标志性项目。2018年红豆通用股份又投资泰国发展汽车轮胎项目，2020年1月已经正式投产。

  在此同时，无锡一批非公有制企业也纷纷走出去投资发展。由江苏麟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嘉钢管（越南）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于2015年在越南总投资额600万美元，成立嘉龙合金材料（越南）有限公司，生产加工铝锌合金防腐材料，生产能力10万吨/年，建立了国外生产基地，2020年业务订单看好。

  百年老厂无锡一棉的(埃塞俄比亚)纺织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2.2亿美元，规划建设30万纱锭，分2期进行，2019年10月正式投运试生产。通过利用非洲工厂的土地、用电、人力等资源优势，不仅转移无锡部份产能,拓展海外中端市场，也为今后全球布局奠定了基础。江苏锦绣铝业董事长戴祖军从2002年开始，就与央企中信戴卡轮毂发展业务合作，近年来双方合力发展二期、三期合作投资项目，进一步推进混合型经济，他和其儿戴润带领企业团队，投巨资打造无锡戴卡轮毂智能化生产线，为中信戴卡全球布局作出民企贡献。

  江苏申锡公司董事长吴仁山和总经理吴杰依靠自主知识产权和敢于竞胜的信心，近年来在欧美数起诉讼中立于不败之地。2012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江苏申锡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不构成对Tractel牵引提升机商业外观侵权的事实，维持内华达州地方法院的“即决审判”，并给予江苏申锡公司律师费补偿。此起耗时长达将近4年、前后总共耗费230多万美元的业内首例国际胜诉后，世界同行排名第一的提拉克公司并不服输，又相继于2014德国、2017年西班牙提出诉讼，申锡公司见招拆招再获胜诉，捍卫了我国高空作业机械行业的权利，也维护了中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尊严，也为中国民企应对美国贸易摩擦提供了范例。

  无锡新版“四千四万”精神，在庚子春中国战“疫”行动中得到了一次集中展示，也折射出今日锡商关山重重敢飞渡，斗罢艰险又出发的精神风貌。

  面对气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红豆率先提出争当战“疫”的红色先锋，迅速设立战“疫”专项基金，争分夺秒生产防护服等医用物资。锡山区除了红豆外，雅迪、兴达、统力电工、锡山实业等一批企业主动捐助抗疫，出钱出力，义无反顾。雅迪科技集团董事长董经贵于小年夜紧急成立了“援助疫区指挥部”，并设立3000万元专项公益基金，动用雅迪电动车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采购符合中国需求标准的医护物资，并捐赠10000辆符合新国标标准的电瓶车等，尽最大可能驰援湖北。

  冒着被感染的生命风险，派出5人救援小组迅速驰援武汉、黄冈和孝感等重镇，并发动在鄂有关人员，组成“橙色爱心军团”，千里挺进大别山，展开战疫行动。

  面对新形势，习说：“前进道路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江苏省委娄勤俭书记提出了新的“四千四万”精神：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万炼”、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万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贯彻落实习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最新指示精神，发展实体经济，应对新的严峻挑战，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应是政企当下肩负的历史重任。

  发韧于草根的“四千四万”，与近代锡商精神一脉相承,是工商城市无锡的精神瑰宝。这应该给予充分礼赞和发扬，也相信无锡企业未来将不忘初心，扬韵创新，重置荣光，争当新“四千四万”的先行者，为谱写中国梦无锡华章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沈云福，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员，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无锡吴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锡山区企业家协会顾问。曾任无锡县（锡山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著有《异军突起随行录》、《异军先锋》、《锡商代有华章出》等书，与友人合著《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获太湖文学奖。